王旭山是浙江万向光明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。不久前，他持法院签发的“调查令”到杭州某工商分局调取一公司的年检材料，不料工作人员不予认可，说“要查让法院来查”。经王旭山再三解释，并当场打电话到法院确认，工作人员才同意出具有关证据。“虽然‘调查令’对取证有一定的帮助，但效果并不如事先预想的明显。”王旭山说。
　　据了解，取证难是目前律师所面对的一个普遍性问题。我省部分法院于去年开始向律师开具“调查令”，以确保律师取证工作顺利开展。昨日，记者从实行“调查令”制度较早的宁波北仑区法院了解到，自去年6月至今，他们共发出了十几份“调查令”，从律师反馈的信息看效果都还不错，但由于发放程序比较严格，因此数量还比较少。
　　记者采访中发现，大部分律师虽然知道“调查令”的存在，但很少接触到。浙江金九鼎律师事务所的车慧强律师说，法院签发“调查令”都是在发生诉讼之后，而律师常常在立案前就要到相关部门调查。未立案就没有“调查令”，没有“调查令”就查不到需要的资料，没有相关资料又难以立案，这种形式上的悖论也体现出目前律师和“调查令”的尴尬境地。
　　“律师调查取证难问题困扰了律师行业多年，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发展。‘调查令’制度虽然取得了良好效果，但其权威性还不够。”省直律师协会副会长唐国华表示，要改变这一状况，让“调查令”真正发挥作用，就应从源头着手，促进相关的地方立法，完善“调查令”制度。
　　据了解，修改后的律师法前天下午刚刚通过，其中增加规定了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需要，可申请检察院、法院收集、调取证据或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；自行调查取证的，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，可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情况等内容。对此，唐国华表示，律师法的新规定虽然扩充了律师的调查权，但由于没有相关的强制性规定，如被调查单位妨碍律师取证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，律师的调查权依然难以得到充分保护。“只有明确被调查单位的违法责任，才能有效保证律师的取证权”。